1860年代，陕甘地区的绿教动乱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动乱呢？其根本原因其实与海禁的开放有关，表面看似无关，实际上却有着密切的联系。
绿教自唐朝起就进入中国，早期大量阿拉伯商人在广州定居，开展贸易。黄巢起义时，也曾与阿拉伯商人发生过冲突。然而，绿教大规模进入中国，是在蒙古帝国西征期间。蒙古大军征服了花剌子模、波斯等地，将大量色目人（包括绿教徒）带到了中国西北，成为元朝的纳税公民。
1368年，元朝灭亡，洪武皇帝建立明朝，恢复汉族文化，定都南京，统治者希望通过一系列政策实现对蒙古人和色目人的“同化”。例如，规定色目人和汉人可以通婚，但同族之间禁止结婚，否则会受到严惩。同时，严令禁止胡服胡语，强制推行汉化。这些政策遏制了其他文化的出现，强化了汉族文化的主导地位。
但随着时间推移，到了明中期，绿教的信徒数量迅速增加，开始引起朝廷的不安。历史记载中提到，绿教民逐渐聚集，特别是在边疆地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社群。明朝初期，虽然采取了一些同化措施，比如允许绿教徒和汉人通婚，但未曾预料到这一政策会导致绿教信徒基数扩大。更重要的是，明朝实施的海禁政策实际上关闭了绿教与外界的交流，尤其是他们朝觐的通道，反而限制了绿教的发展空间。
海禁政策始于郑和下西洋的浪潮结束后，经历了200多年的闭关锁国，绿教逐渐与外界隔绝。与此同时，绿教的内部发生了变化。由于宗教传承以口述为主，没有系统的经典解读，绿教信徒开始结合儒家思想来理解自己的教义，这使得一些绿教知识分子开始参加科举考试，学习儒家文化。由于没有外部的宗教指导，绿教的教义变得松散而分散，每个村落的清真寺几乎是独立的，这样的状态促使了绿教内部的自治和自我管理。
然而，一切在满清入主中原后发生了变化。清朝建立之初，满洲贵族对待绿教的态度较为轻视，他们视绿教徒为普通汉民，没有特别区分。顺治皇帝未曾重视绿教对社会秩序的潜在影响，而雍正和乾隆时期，绿教问题也未被引起足够警觉。
问题的转折点出现在1728年，当甘肃河州的绿教民马来迟前往中东朝觐，师从苏菲派，带回了苏菲派的教义。这一事件激发了周围绿教信徒的强烈兴趣，40多万信徒蜂拥而至，开始学习新的宗教教义。随着马来迟等人不断传播苏菲派教义，绿教信徒逐渐形成了一个有组织、有结构的宗教群体，称为“门宦”。这种新型的教派组织打破了清廷原本依赖乡绅和保甲制度治理乡村的模式。随着“门宦”的发展，绿教逐渐转变为一个拥有强大组织能力的政治力量，这种改变给清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门宦”制度不仅增强了绿教的凝聚力，也使得绿教逐渐摆脱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一个排他性强的宗教与政治合一的组织。这种新兴的绿教群体，逐渐走向独立并变得不可控制，成为清朝统治的一大隐患。
随着时间的推移，绿教在大西北地区形成了三大教派、四大门宦以及四十多个支系，逐渐与传统的汉族治理模式产生了冲突。清廷对绿教的管理并没有发生变化，依旧采用传统的汉族治民方式，甚至通过酷刑和充军来对待绿教民。然而，这些做法无助于缓解矛盾，反而加剧了绿教群体的不满。绿教徒逐渐与清朝之间产生了深刻的文化和阶级隔阂，双方的沟通变得越来越困难。
1781年，绿教徒苏四十三发动了起义，进攻兰州，最终被镇压。随后的1794年，马明心的门下弟子田五再次发动起义，结果也未能成功。这些事件引起了乾隆皇帝的警觉，他意识到绿教群体与汉族存在显著差异，必须采取更加有效的治理手段。
然而，真正的危机出现在1860年代，太平天国席卷江南，陈玉成派遣亲戚陈得才进攻陕甘，试图在西北建立新根据地。清廷为了应对太平天国的威胁，开始组织地方军队，其中一些军队由绿教徒组成，形成了民族和宗教信仰分裂的局面。这种信仰和民族的分裂，使得西北局势变得更加复杂。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地方性起义，包括杜文秀、马化龙等人分别在云南、宁夏、青海等地起义，西北地区陷入了长期的动乱。
这场持续了17年的起义，最终直到1873年才被平定。清廷花费巨大人力物力，才能重新恢复对西北的统治，而西北的绿教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直到1876年，左宗棠带兵出征新疆，才彻底消除了绿教起义的余波。
在后来的历史中，绿教在中国西北的影响并未完全消失，马家军、马鸿逵等人逐渐成为民国时期西北的主要军事力量。而这场动乱，给西北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甘肃和陕西的损失惨重，人口大量减少。即使是清朝镇压起义时，也未能完全恢复原有的社会秩序，西北的绿教问题，最终成为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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